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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但寒了员工的心,更使制度设立的初衷变味走样,亟待纠偏。不同于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派遣是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并将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的指挥、管理下从事劳动。在政府部门职能范围扩大但编制不足、企业运营存在淡旺季背景下,劳务派遣制可以合理降低负担,也能为劳动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不过劳务派遣制被青睐,往往是有些基层部门、企业另有小算盘,多是出于降低运营成本和用工风险考虑。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不是法律上的劳动关系,可以规避基于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降低福利待遇、随时解聘、增加工作量等。这在基层催生出一类“怪现状”:相同岗位,劳务派遣制员工无论多努力,事业发展的“天花板”早已注定,单位福利样样与自己无关,还要担心随时被解聘；正式员工清闲自在,福利好待遇高,天然具有优越感。
两者学历、能力可能相差无几,却被人为塑造成三六九等。对用人单位来说,劳务派遣制显然更有利:既降低了用工成本节约支出,又减少了人事管理上的麻烦。对劳动者而言,却有太多无奈在心头。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然而,现实是,劳务派遣制在基层被滥用。一些单位从工作内容上，已经很难区分编内编外,而在工资条上,这种差别被不合理地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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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万历年间的松江暑袜业，袜店的商人并不自己从事生产，而是将生产发包到周围的农户，再收购其产品，一家一户由此成为袜店老板的小作坊。
1840年的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催生出采用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内包制在中国颇为流行。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工厂主不直接雇佣和管理工人，而是通过包工头来做这些工作。
具体而言，工厂主提供厂房、本地生产设备，有时也提供原材料和流动资金；包工头负责招募和管理工人，保质保量完成生产，这个过程可能涉及层层转包；，工厂主获得产品，并向包工头支付其个人工资和包工费；包工费的一部分会发给工人，剩下的是包工头的佣金。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主直接雇佣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主要是包工头），他们被称为里工；由包工头雇佣的工人则被称为外工。就雇佣期限而言，里工基本是长工，外工可能是长工和短工。
内包制的流行延续到了民国年间。例如，在当时的上海，码头业、本地人力车业和建筑业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在铁路运输和制造业，一些工序采用了这种形式。包工头从这种制度中获利颇丰。
在民国年间上海的码头业、本地人力车业和造船业，包工头拿到的佣金常占到包工费的一半以上。暗流 计划经济时期，内外包工制得到延续，劳务派遣制度的雏形也出现了。在此期间，我国城镇就业人口以固定工为主体，其中国企固定工一般占到60％以上，集体企业也有大量固定工。
同时，临时工暗流涌动：即便在国企中，临时工的比例也常年维持在10-15％之间，个别年份甚至高于20％。相对于固定工，临时工在诸多方面受到歧视。失业是当时工人的噩梦。
在就业稳定性方面，固定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没有劳动合同，除了大跃进失败这样的极端情况，他们享受着终身雇佣；而临时工做着临时性、本地季节性、本地或者长期性工作，当他们不被需要的时候，当他们生病、本地受伤、本地怀孕的时候，或者当他们行为失当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被解雇。临时工因为被解雇而自杀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工作环境性方面，临时工集中于低技能岗位，相对于固定工，他们更可能被分配到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岗位，却常常得不到足够的生产培训和劳保用品，结果是他们的工伤和工亡率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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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约定俗成的分成比例是：农民工只拿到自己工资的四成，合作社分六成，所以亦工亦农在上海又被称为“四六工”。在全国，合作社拿六到七成是司空见惯的比例。大跃进时期，的劳动政策也由之前的提倡固定工逐步转向固定工和临时工并举，甚至提倡临时工，加剧了临时工的扩张。
然而单个单位临时工的数量和工资总额长期受到控制。为了绕过这种控制，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下，单位转向使用数量和工资总额都在控制范围之外的外包工。这种情况跟2014年后加强对派遣工的规制，结果用工单位纷纷转向外包工如出一辙。
包工队的组织主体有很多。在城市，劳动部门和街道政府常常组织失业人员和家庭主妇，为其他单位提供服务；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比如交通运输局和手工业局，亦会组织起自己单位的职工和家属工，提供一些专业服务；在上海，只要集体企业愿意对外承揽业务，它们也具有做包工的资格。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组织包工队。
通常而言，包工队的组织者提取包工制工人10-25％的工资作为佣金。根据包工制工人是否和固定工在一起工作，他们又被分为“外包内做工”和“外包外做工”。根据档案资料，1967年，上海市区以劳动服务队名义组织从事外包工工作的约有万人，其中外包内做的有万人，外包外做的有万人；卢湾、同城静安、同城长宁、同城虹口、同城闸北等五个区外包内做可分为长期性生产需要和临时生产需要两种，前一种占外包内做工总人数的79％，外包外做分为在厂外集中生产和分散在家庭中劳动两种，前一种占到67％。
上海市劳动局曾在1964年要求外包内做工应该受包工头管理，而不是用工单位管理。这种规定暗示了当时外包内做工受用工单位管理的普遍性，与当下流行的“假外包、同城真派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接受包工头管理的外包内做工显然延续了清末流行的内包制，由包工头管理的外包外做工则是典型的外包制下的工人。
临时工内部的差异导致了其待遇分化。按照户籍来分，城市户籍的临时工境况优于农村户籍的临时工。农村户籍的临时工常常享受不到任何劳保福利待遇，也没有转正的希望，而城市户籍的临时工（外包工除外）两者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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